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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与出路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5-28 13:02:11 阅读: 来源:安全阀厂家

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与出路

近年来,食品领域接二连三的安全事件成为焦点。而且,事件不断地更受瞩目,原因是有一大批所谓的知名企业涉案:三鹿、蒙牛、伊利尚未平息消费者的质疑,双汇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。这个黑名单也不会就此终止,接下来,还会有更多的企业上榜。原因也很简单,食品质量问题只是今天被知道,而不是今天发生的;就像三聚氰胺在2008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是牛奶中的添加剂了,瘦肉精在牲猪行业也已经存在10余年了,而类似的事件,在很多行业已经并且仍在发生。

就其成因,坊间各有说法:有说农民无知,有说政府监管无力,有说企业无良。各有道理,但也都只是展示了一个侧面。给予教育和培育就能解决农民无知的问题,但显然阻止不了安全事故,在这个造假产业链中,农民是最无辜的,也非主因。提高政府监管力度显然不难,尤其是在我们国家,举国体制的决策与执行都非常迅速,但这种方式只能就事论事,三聚氰胺事件、瘦肉精事件等,引起广泛关注了,才被上升到国家事项,予以坚决彻底的专项整治,而那些没浮出水面的事件还是无力关注的。监管自然要做,而且要更大力度打击,但仅有监管是高成本的、是事后控制、也很难根治问题。对于企业的问题,我们需要重新判断:如果说他们是无良,是道德原因,这个问题就复杂了(道德的问题是社会性的),而且企业似乎很怨屈,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主观过错,“我只是个杀猪的”,言下之意是瘦肉精不是我加的,我哪有什么道德问题。

找不到原因,就没有解决办法。尽管三鹿、蒙牛、伊利、双汇等企业应该被唾弃,但这么大规模的问题,而且几乎成为行业的规则,就不能说是个别企业的道德问题了。所以,我们不能再像对待三聚氰胺一样,把它当作个案来解决,而是需要做深层次的思考,需要审视我们的商业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。

农民组织化的困难

最近的山东菜农事件让人痛心:卷心菜价格过低,农民无法回收成本,导致家庭失去生存基础,被迫走上自杀之路。菜贱伤农的事件,其实在很早时期、在全国范围都在发生着。从分析类似事件开始,或许能揭示食品问题的成因。

卷心菜种植过剩,远远超过市场需求量,价格很低,甚至一文不值,这符合市场规律,在市场经济下属正常事件。与此相对比,市场大量需求的蔬菜,却供应不足,农民少有种植。显然,在这个领域,供应与需求被中断了。经济学告诉我们,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:需求增加了,而且这种需求通常有较长时间的连续性,价格就会提高,只要达到预期回报率,就会有人或企业投入生产,满足供应。但对农民来讲,有两个难题:

第一,他们缺少信息,不了解市场供求,不知道市场需求什么,也不知道别的地方的人都种了什么。一个小生产者,只有那么三五亩地,雇佣专业者进行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,显然不现实,只有靠经验预测,习惯上参照历史,去年什么赚钱,今年继续种植。他们只能采取生产导向的经营,无法做到市场导向。即便那些偶尔赚钱的,采用“反其道而行之”的策略,总与本地其他人种植不一样的作物,也不是依靠市场分析,仍然是经验预测;而且这种预测很不靠谱,因为他的信息来源只是本地或网上看到的,非真实信息,也不完整。这种模式,在早年的区域经济为主的时候,问题并不严重,因为农产品的消费和供应大多是本地市场,信息不对称不像现在的全球化市场下这么严重。所以,个体农民,从根本上讲,因为缺少信息来指导生产,只能靠小概率赚钱,而从整体上而言,肯定是无法获取收益的。

第二,种植是刚性的,周转很慢,北方大多是一年一次,最多三次,南方种菜最多可达七次;养殖也大体如此。相比工业生产而言,柔性差了很多。这是客观规律,一旦种植或养殖了,对错都无法更改。这种方式放大了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危害,也就要求农业生产,必须解决信息对接问题。农业领域的信息对接有很大改善空间,但信息本身是无法根本衔接的,因为市场需求是不断变化的,供需之间总会有时滞、总需要预测,因此农民的组织化就成了根本问题。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,才能依靠整体、长周期来分散个体在短期内的风险。

农民的组织化是个难题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,也适合中国的国情。中国不同于美国,人多地少,我们需要更大的土地生产率,即:一亩地能产出更多的粮食;而美国是市场经济,考虑的是劳动生产率,即:一个人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。中国需要农民精耕细作,美国是工业化的方式耕种。而且中国工业化程度还不高,农业人口众多,种种因素决定我们在很长时间内,农业都会是分散种植和养殖的方式。所以,中国的农业问题,不是大型企业进行产业价值链延伸,直接进入种植或养殖领域能够解决的。我们必须思考,在分散种植或养殖前提下,进行农民的组织化。

这个问题已经有若干专家研究并论证过其正确性,而且正确的方式只有一种:龙头企业+合作社+政府,政府协调和支持龙头企业去组织农民。政府无法承担经济职能,只能是企业去组织农民,分散农民的经营风险;农民缺乏知识、对企业无法信任、难以管理,企业有经营知识和能力,但无法组织与管理农民,必须依靠政府支持。例如,企业想给农民做必需的知识培训,可以请来最好的专家,但农民并不信任,通常是没有赠品就没人来,有了赠品就来老人和小孩领完赠品就走,企业的培训成本很高,效果很差。有了政府的组织与合作社就会不同,农民信任政府(合作社的组织者),愿意学习身边的榜样(合作社的标杆农民)。政府也懂得这个道理,才搞出了中央八大部位联合命名“国家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”,其下各省、市都有类似认证,就是想支持这些企业来协调分散经营的农民。应该说,这种方式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。遗憾的是,我们对于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定义不够完整,使得效果不尽人意。三鹿、蒙牛、伊利、双汇,以及更多的类似的企业,都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。那么,龙头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,他们有什么错误?

龙头企业经营逻辑上的错误

套用施振荣的理论,农民在微笑曲线的底端,左边是农资企业,右边是农业加工或销售企业。农民深受两端的挤压。中国的企业,绝大多数都采用低价格的经营模式,而且不愿意通过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效率来提高价格竞争力,而是习惯上向上下游转移成本压力。在这个价值链中,分散的农民处于弱势,毫无谈判力。农资企业不断提高销售价格,向下游农民转移成本压力;生产或销售企业不断降低收购价格,向上游农民转移成本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,农民的选择只有两个:或者退出,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放弃农业而成为产业工人,但在目前的经济形式下,这种出路机会仍然稀缺;或者自保,通过更低成本的种植或养殖来降低风险,当然这种方式根本无法降低风险,但食品安全事件由此产生。

问题发生在种植或养殖环节,但原因并不在此。显然,农民是被迫的,而且是受害者。想一想,三聚氰胺事件,不过没了一个三鹿品牌,蒙牛、伊利等企业还活得好好的,受害的是消费者和奶农;大多数人通过媒体了解了受害孩子的痛苦,却较少知道大批奶农的惨痛;瘦肉精事件,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双汇股票能有几个跌停板,而没人关注整个河南的牲猪都可能无人收购,大批农民血本无归。

再详细地阐述其中的道理,或许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食品安全问题是如何产生的。从2001年开始,我们就定期在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湖南、西北、东北等地进行调研。先看牲猪养殖。像双汇这样的加工或销售企业,因为处于谈判的主动地位,具有收购价格的决定权。当然,这些企业一直说自己是有养殖基地的,但他们所说的基地大体有两种:一种是完全自建的形象工程,养殖的牲猪或奶牛,或者种植的水果蔬菜之类,大体达不到该企业销售量的十分之一;另一种是挂牌基地,也就是说,在某个养殖或种植规模村挂个牌匾,号称是认证基地,然后偶尔带领不知情的政府领导、媒体记者或消费者来观瞻一下,其他时候二者任何关系。我们曾经考查过若干知名企业的所谓的养殖或种植基地,湖南、安徽、河北、山东、内蒙等,按照村民的说法,通常在有人考查之前几天,企业会派人来做些嘱咐,给些小红包等,其余时间农民与企业没有任何关系。因为收购价格很低,农民的利润空间非常小。在另一端,一些不规范的饲料企业为了转移成本压力,一方面不断提高价格,另一方面不断降低成本。提高价格总要有个理由,饲料企业炮制了蛋白含量这个概念,告诉农民蛋白含量越高,饲料质量越好,价格也自然越高。从专业的角度讲,饲料的蛋白含量在37.5%足矣,但企业却不断抬高,甚至达到43%。销售价格上去了,如果企业真添加同样多的有效蛋白也还不错,但大多数企业为了降低成本,添加的却是无效蛋白-可以检测到,但不可吸收,业内俗称“羽毛粉”。养猪的成本提高了,但猪吃了无效蛋白并不长,农民尽管可以一时上当,但会发觉的。为了进一步掩盖真相,很多企业的营销员或经销商开始介绍瘦肉精给农民。以农民的知识水平,断然不可能知道瘦肉精这种化学制剂的。遗憾的是,使用之后就有了依赖。因为上下游企业都在持续地转移价格压力,农民别无他途,只有进一步地、更大剂量地使用化学品。

三聚氰胺事件是同样发生的。三鹿这类企业总想着以低价格大量销售产品,而且中国企业普遍不关注信誉,而更为关注营销费用投入以及各级渠道商利润率。这种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决定了企业需要以较低价格生产产品。其中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压低奶源价格。尤其是有海外进口的还原奶粉在那做比对。澳洲的奶牛品种好,产奶量高,本国政府支持农业,鼓励出口,因此奶粉的价格不断下降。牛奶企业以还原奶的价格倒逼奶农鲜奶的价格,不断降低鲜奶的收购价。在这种压力下,奶农先是给奶牛大量饮水,而后是直接掺水,目的是提高产奶量。当牛奶浓度下降的时候,蛋白质含量降低,有人教会奶农或奶站掺混三聚氰胺,一种可检测但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蛋白。

其他农业相关行业的情况也大体如此。在目前的环境下,蔬菜、水果、肉、蛋、禽、鱼、奶及其相关制品中的大部分都成为现代化学工业支持下的产业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敏感,又无可奈何。因为这已经不是个别企业或个别行业的事情,而是整个商业环境的问题。抛开农业,啤酒行业的甲醛问题、家电行业的纸板问题、建筑行业的沙子工程、苹果代工厂的正乙烷问题等等,其根本原因都是如此。

探索其根本原因,我们发现:中国企业的商业伦理发生问题。太多的企业,都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在运作,追求规模经济效益,通过不断提高产销规模来降低价格,并且凭借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来恶意转移成本压力,使产业价值链的底端主体的利润空间几乎丧失,迫使他们走向造假或采用极端方法。

食品安全问题的出路

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-企业-发生了普遍性的伦理问题和模式问题,我们就必需回到本源问题上去寻找解决办法。目前,已经在采用的方式当然没有问题:对问题企业杀一儆百,但这如同治理腐败一样,仅靠严惩是无法断绝的,一定从源头上打断,在系统上整治;增加监管检验力度,但这是事后控制,而且仅靠监管,食品安全问题也会像软件病毒或运动场上的兴奋剂一样,不断推陈出新,防不胜防。唯一有问题的,是由所谓的龙头企业全封闭运作,类似双汇最近提出的自建养殖场,不再收购农民散养牲猪,这是因噎废食,也不可能成功。首先,当社会是以不断深化分工、而后协作的方式发展的时候,这种模式本身是一种倒退,它的整体效率是下降的。现在农民自养或自种,甚至是不自身劳动力成本的,一旦变成企业生产模式,农民工人的管理成本将非常高昂。其次,在中国的分散农业环境中,自建种植或养殖体系,不可能解决征地问题。

我们要回到源头,从改变商业环境开始。其实,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,现在的竞争不再是基于规模和价格的竞争,而是基于产业价值链的效率和价值的竞争。谁所在的产业价值链能更有效率地为最终顾客创造价值,谁的价值链就会胜出,而相关企业都会收益。在价值链理念的指导下,价格不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,而是有了两个新的、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属性:首先是消费者体验价值的一部分,即“性价比”,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是选择价格低的商品,而是物有所值的商品;其次是价值链相关环节合理分配利润的规则,各环节必需都能获得合理利润,整个价值链的合作体系才是稳定的,才有可能整体上不断深化合作、彼此协同,进而不断提高价值链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和提升效率的能力,即“价值链升级”。

价值链协同中,定价权通常是由龙头企业确定的,他们是产业价值链的领导者。因此,龙头企业必须有理念来营造整个价值链的合作规则和商业环境,必须考虑到相关环节的经营要求,通过制定合理的采购、销售价格来建立协同规则。这其中,生产环节尽管是价值链的底端,但同时也是价值链存活的基础,忽视这个群体的利益要求,必然破坏价值链的存在基础。

所以,改变食品安全问题需要让龙头企业-产业价值链的领导者-承担责任。其实,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最根本的部分,而捐款之类的只能算善举。各个产业中的领袖企业,需要明白这个道理,从改变自身的商业伦理和经营模式开始,首先来改变整个商业环境的微观层面;越来越多的企业这么做了,整体环境也自然随之改观。这不仅是食品领域,而是中国所有商业领域的共同命题。具体到食品领域,建议各级政府改变“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”的定义,只有那些关注并保证农民利益的企业才能被认证。其实,也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企业,才能在长期上一直健康发展。我们在做农业产业的研究中,在山东泰安发现一家有机蔬菜企业,其经营模式的核心是保证农民的种植净利润是每年、每亩地为4000元以上,并且每年根据企业经营模式的升级而获得相应提高。在这个前提下,农民以合作社的方式被组织起来,按照企业的要求来安排种植,由企业通过经营模式创新和市场研究来分化个体农民的风险。我们认为,这种模式应该是未来农业领域的主流。

其实国外也是这么解决的。倒退几十年回去,美国当年也同样发生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。解决的方式也是如此,一方面提高监管力度,一旦发现,这个企业一定消失;另一方面,通过各种手段鼓励、教育、支持龙头企业改变商业伦理和经营模式,通过创造和谐发展的商业环境达到整体的、长期的利益的最大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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